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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岛:话说周氏兄弟

2006年10月16日 00:00 来源于 caijing
  画家周氏兄弟——山作与大荒,奇相也:他们肤色黧黑,目光如炬,头顶微秃,髯发飘逸。再细看去,山作内敛沉静,大荒孤傲狂放。他们身材不高,但矫健,平素身着黑衣,有如来自深山老林的武林怪杰。
  1988年秋我头一次来美国,在芝加哥结识了周氏兄弟。他们哥儿俩陪着玩了三天,下中国馆子,上空中酒吧。芝加哥于我有如天堂。他们慷慨豪爽,不容分说,全都由他们埋单。
  待1991年夏重访芝加哥,我一下从天堂跌到地狱。那回是来芝加哥大学参加研讨会,前后住了一个多月。首先是地域歧视:台湾香港学者住饭店住高级公寓,而我和几个大陆学者挤在学生宿舍。我睡客厅沙发,连做噩梦都不敢翻身。出门才是真正的噩梦:街区破败,路灯昏暗,到处是形迹可疑的人,包括我自己。
  周氏兄弟救星般出现,再次把美国梦展示给我们。那时他们刚买下一个波兰人俱乐部,改装成画室兼住宅,在那儿举行盛大的晚宴招待我们。灯红酒绿,侍者如云,外加舞台上的美国歌手和乐队,有如风卷残云,把我们这些国际流浪汉弄得目瞪口呆。
  会议结束后,我从学生宿舍搬到他们家小住。除了跟山作的儿子墨虎玩电子游戏,我到附近唐人街溜达。嫂子秀玲聪慧能干,里里外外操持家务。与外貌不同,他们哥儿俩其实生性憨厚,让人感到温暖。
  此后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个家。我几乎每年都来芝加哥,总是在他们家落脚。平时极少联系,但一见面就好像昨天才分手。我还常常带上各路朋友,多则十来口子,畅饮饱餐留宿,倒是谁跟谁都不见外——本来嘛,四海之内皆兄弟。他们哥儿俩慷慨大方是出了名的,据说每次去纽约,都设宴招待那些中国来的穷画家,大家奔走相告,浩浩荡荡,有如过节一般。
  2000年1月27日至2月1日,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,各国政要财经名流相聚一堂,探讨人类新世纪的前景。开幕式上,周氏兄弟应邀当场作画。在三米高九米宽的画布前,他们挥洒自如,酣畅淋漓。全过程只用了45分钟,博得满堂喝彩。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内的好几位国家元首,纷纷请他们共进晚餐。
  山作原名少立,大荒原名少宁,壮族人,出生在南宁市武鸣县。外祖母周锦华创办了武鸣县第一所女子学堂,担任校长,并教美术音乐。由于与丈夫的封建观念发生冲突,她毅然带女儿另立门户。女儿周懿馨后来也成了教师,外祖母是全家的主心骨。她从小教他们书法,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。
  在这个“母系家族”中有个阴影,那就是周懿馨的丈夫蒙渊。他擅长诗文,贪杯,重友情。大荒刚出生不久,他因酒后妄言“外行不该领导内行”进了学习班,不仅不检讨,反而更加慷慨陈词。学习班结束后,他给大荒买了件小毛衣,匆匆回家,可等待他的是手铐。他被判重刑进了劳改营。母亲让儿女随外祖母改姓周。她每月靠40元的工资,独自抚养两位老人和五个儿女。蒙渊从这个家庭永远消失了。
  与周氏兄弟交往这么多年,从未听他们提起过亲生父亲。在他们哥儿俩中,我跟山作来往较多,他口拙心细,酒量过人。其天性中的浪漫与温情,包括酒量,显然都来自他父亲。
  每次来芝加哥做客,他们就像变戏法一样让我吃惊:买房子置地盖私人花园,办基金会,建文化中心,资助青年艺术家。更邪乎的是这两年在密歇根湖边买下160公顷的林地,正拓展成自己的雕塑公园……在无梦的时代,这是一种做梦的能力。要说富人我见过不少,没有想象力就是金钱的奴隶。
  昨夜先在他们家的酒吧和朋友聚会。其中有大都会的男低音、百老汇的黑人歌手、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、本地中文报纸的老板。曲终人散,我和山作到画室接着喝。我们说起“文革”和贾谊的《过秦论》,也说起他父亲。在抗战时期,有一天日本炸毁了学校,他父亲带着百十来口子教职员工回家投宿,管吃管喝。“外祖母一提起这事就抱怨。”山作感叹道,“可他就是这样的人。”我想到两代人的命运。蒙渊因酒后失言而万劫不复,若无时代变革的大势,他们哥儿俩再有本事,恐怕也很难逃脱父亲的命运与阴影。
  六十年代末,山作到300里外的山村插队落户。除了拼命干活,他开始画主席像,并攒钱外出见世面。七十年代初,部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,他两次报名,都因出身不好被拒。1973年他返回家乡,外祖母已故去,小楼颓败。久别重逢的兄弟俩一时冲动,共同创作了第一幅油画《波浪》;画面是两人划一叶小舟破浪前进,试图冲破画框的局限。那是两个苦孩子对外部世界的梦想。
  山作和大荒先后被借调到广西彩调剧团和省歌舞团搞美工。1978年,山作终于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。留在南宁的大荒,在给哥哥的信中感叹道:“自从你去了上海,我感到很孤单,总觉得失去了什么。我常去我们一起散步的地方,为我的未来与事业忧虑,命运似乎在扼杀我……我们哥儿俩必须一起走在通往新世界的路上,为艺术的终极目标奋斗。”大荒提出要到上海戏剧学院当旁听生,未等到哥哥回信他就上路了。
  1979年3月18日,大荒来到上海戏剧学院。而山作只有一张铺位,哥儿俩决定轮流睡。山作白天正规上课,大荒睡觉,晚上山作把教室钥匙给他,大荒画个通宵,早上再回到哥哥的铺上。但很快就露馅了,老师被这种精神深深感动,决定让大荒上课。不久,由于学校的电视机被偷而加强保安措施,非本校学生不得进入宿舍,大荒先在马路边和游乐场的滑梯平台上过夜,后搬到公共澡堂——那里晚10点关门早6点开门,出租铺位。
  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个重要转折,众多外国美展和与主流冲突的美术事件此起彼伏。和大多数美术院校的学生一样,周氏兄弟为所见所闻激动不已。正如他们第一幅油画《波浪》中所渴望的那样,时代变动中释放的能量正把他们带向画框以外。
  在上海学习结束后踏上丝绸之路,敦煌壁画和龙门石雕让他们震惊。画风开始转变,渐渐偏离早期的写实主义。待他们再回到南宁,已经受不了省城那沉闷的气氛。他们在文化局的破仓库建起秘密的画室,昼夜投身其中。
  1980年2月,周氏兄弟在自己家乡找到新的源泉。花山壁画蔓延400余里,横跨四个县,最大的有200多米高,100多米宽,1300个原始图形。他们乘竹筏沿河漂流,搭竹梯攀登峭壁;在竹筏或河滩上夜宿,捕鱼摘野菜喝烧酒。数天工夫,画满了几十个速写本。这些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壮族人的壁画,沉向他们的意识深处,甚至潜入梦中。根据速写,他们创作了4000多幅壁画。好奇的人们到画室参观,发现全都是些裸体男女。于是有人打小报告,他们被点名批评,大荒甚至上了下一轮解聘的名单。
  时来运转。1982年10月,他们持一封老师的介绍信,到北京专程拜访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。张仃非常喜欢他们的壁画,立即安排在学院画廊展出。他成了改变他们命运的关键人物。1983年2月,他们再次来到北京,开始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。1985年2月,他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花山壁画艺术展览。开幕式那天,张仃正在石家庄出差。他那天心神不宁,生怕出什么差错,直到晚上听到中央电台的相关报道,心里才踏实下来。
  记得他们展览结束那天,正赶上我女儿呱呱落地。那几天我每天骑车经过美术馆去协和医院,都会看到“花山壁画展览”的广告牌。由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都与诞生有关,我记住了这兄弟俩怪异的名字。
  1986年他们来美国时,兜里只揣着30美元,外加随身携带的50幅画。英文不灵,一个月后就敢接受美国电视台的采访。大荒告诉我,他俩甚至连问题都没听懂。不久,他们接连参加了全美最重要的画展。在1988年芝加哥国际艺术大展中,几十幅作品大都卖掉,其中一幅的售价高达30万美元。山作实在地说:“那种一夜醒来名扬天下的感觉,只有那些吃尽苦头的人,才深有体会。”
  我无意讲一个成功的故事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,成功的故事多半很无聊,大同小异,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。说到成功,不少当年的朋友一个个眼睁睁地被金钱名声淹没;而周氏兄弟不同,他们穿着那又尖又扁的皮鞋在成功之上冲浪。其实,让我好奇的是这两个中国内陆的苦孩子,是怎么一步步走向世界的。在这一过程中,肯定有不少偶然因素,也许惟一能把握的,是他们的内在动力,动力越大才能走得越远。我想这一定和外祖母的言传身教、母亲的吃苦耐劳、父亲多情的天性与阴影有关。往更深里说,恐怕和他们的少数民族血液有关。与“大汉族”文明过度成熟后的衰败相比,少数民族仍保持着其真率、骁勇、富于创造性的生命力。所谓内在动力,也许正来自这血缘的召唤,并由此一直可追溯到那古老的壁画中。
  周氏兄弟的绘画,无疑同时受到抽象表现主义的重要影响。抽象表现主义是“二战”后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艺术运动。当时由于战乱,许多重要的欧洲画家来到美国,抽象表现主义(又称为“纽约画派”)应运而生。一般说来,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在立体主义所带来的解放感中寻找形式的同时,在超现实主义中汲取即兴表现的灵感与技巧。至五十年代末,抽象表现主义运动走向衰落,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终结。六十年代出现的“波普”艺术是对现代艺术的反动,那是西方美术重大危机的开始。
  西方现代艺术往往是到“异国他乡”的“原始文化”中寻找“灵感”,周氏兄弟则是从“异国他乡”出发,把中国写意画的精髓和古老壁画的原始符号带入西方的现代艺术中。换个角度来说,是他们到西方这个“异国他乡”的“原始文化”中寻找“灵感”。这种逆向的过程,或许是我们对“全球化”阐释的另一个维度。从这一点出发,反而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作品:那画面中大量的留白和笔触技法,让人想到八大山人;原始符号的自由运用,让人想到中国书法和古老的象形文字。
  也许最神奇的是他们共同画画的方式。我问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会不会发生冲突,大荒回答说:“冲突是一种张力,会在整体画面上变得和谐一致。”和大荒接触多了,发现其野蛮的能量恰好与山作那总体的气势构成平衡。或者可以这样假设:没有哥哥的话,大荒的能量具有某种毁灭性;没有弟弟的话,山作的气势会缺少必要的躁动。
  凌晨四时,我和山作仍在对饮,一瓶法国高涅克快见底了。墙上油画中的那些原始图形突然舞动起来,威武雄壮。回房间的路上,我脚下绊蒜,怎么也走不成直线。山作搀扶着我,我们跌跌撞撞穿过黑暗。

  作者为诗人、作家,现居美国
版面编辑:运维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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